黄粱一梦几经秋“新国剧”小戏给原创话剧舞台带来的启示-环球讯息
原标题：黄粱一梦几经秋“新国剧”小戏给原创话剧舞台带来的启示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话剧《黄粱一梦》剧照
话剧《黄粱一梦》剧照
陈熙涵
近来在上海的话剧舞台上，一部70分钟的“小戏”《黄粱一梦》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这出戏在YOUNG剧场的大戏台制造了一场梦，台下的观众中也有人真的做了一场梦，但更多观者则胸中顿生“黄粱梦，未觉枕，几经秋”（王以宁《水调歌头·呈汉阳使者》）的情感共鸣。尤为难得的是，它是一次使用“中国材料”提炼“中国方法”表达“中国思想”的舞台实践，是近十年来话剧舞台上难得一见的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戏剧，构思精巧的同时探索了“新国剧”在当下的可能性。
演出结束，在满场米香飘散的氛围中，在该剧中担任“说书人”的特别出演、中国演出协会常务理事傅维伯出来面见观众并透露，这部由中国导演黄盈导演并编剧的作品，迄今已走过十多个年头，累计演出96场。这部没有豪华置景却有着豪华想象力的作品自问世以来，所到之处均引发热烈讨论并留下良好口碑，凭借着“最中国”的戏剧表达，它多次受邀前往新加坡、德国、法国、英国、韩国等国家进行演出。
提到黄粱一梦，不得不提三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：唐代沈既济的《枕中记》，元代马致远等人合著的《黄粱梦》和明代汤显祖的《邯郸记》。正是这三部作品成就了黄粱一梦，使这四个字名扬天下。《枕中记》中的黄粱一梦故事，是大家最为熟知的典故，说的是唐开元七年，一位名叫卢生的书生进京赶考，在邯郸客店偶遇道士吕翁，向他道出心中的不如意。道士笑着说：“在我看来，你谈吐不凡，身体健全，没有大灾大难，有什么不如意呢？”卢生表示：“我自幼熟读经书，本想有机会为朝廷效力，即使不能当上宰相，也要做个重臣，为皇帝分忧，顺便光宗耀祖。然现已过而立，依然一无所成。”吕翁随即拿出一个瓷枕赠与卢生，叫他去睡觉，并说：“你枕着它睡，如意就会随即而至。”说话间，客栈店主正在淘米做饭，用的是小米，也称为“黄粱”。
不一会，卢生就做起了梦，梦中他娶了美丽的妻子崔氏，中了进士，升为陕州牧、京兆尹，最后荣升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、中书令，封为燕国公。他的五个孩子也都高官厚禄，嫁娶高门。卢生儿孙满堂，享尽荣华。80岁时，久病而亡。断气时，卢生惊醒，左右一看，一切如故，店主蒸的黄粱米饭还没熟。回想刚才的梦境，卢生叹道：“人生如梦”，遂随吕翁而去。后人将故事中的吕翁，演化为八仙之一的吕洞宾。这个梦提醒着世人：所谓功名利禄，不过是浮生一梦，过眼烟云。这里，延伸出了“梦文化”，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支。无论是“黄粱一梦”“南柯一梦”还是“庄周梦蝶”，归根结底说的都是“人生如梦”。
这唐代的传奇被一五一十地搬到了剧场里，又是怎样一番演绎呢？隔着半透的帷幕，演出开始了。观众们看着演员们开始在台上淘米，煮饭；演出中，飘出的米香逐渐充盈整个剧场；落幕后走出剧场，人人都可以品尝到一勺演出期间煮好的黄粱米饭，这构建了属于“黄粱一梦”的形式闭环。而舞台对这个故事的呈现上，则借力于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，如用三弦开场；饰演卢生的演员用京剧勾脸，身后京剧背旗，动作皆用京剧的身段程式来走，其与吕翁的对白是京剧念白与白话文相互交织在一起；在表现卢生治理水患、出战边疆时，用的是京剧鼓点加水袖的表现手段。而卢生拜相后由一根木竿横穿支起一袭相袍，暗示了卢生起起伏伏、枷锁渐沉的人生。诸如此类，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国美学重写意的特征，还巧妙地在写意和写实之间搭起一座观赏的桥梁。
“叹生平、无运道、家贫窘、年纪小”，这是剧中不停重复的一段唱词，也是卢生的人物小传。随着叙事的推进，作为中国传统读书人的代表，卢生“学而优则仕”的价值观，一步步走向了破灭。到最后，卢生对着皇帝的画像反复跪求自己“年事已高，告老还乡”，得到的只是一句“不许”，让人不禁唏嘘。这是中国传统文学中“虚妄幻梦”的一次短暂重现。最终梦醒，卢生在最后喊出了心中所愿“只想吃上一口黄粱米饭”，人间烟火的回归在此得到了重要的表述。
2011年，《黄粱一梦》的首演曾经惊艳了世界三大国际戏剧节之一的阿维尼翁戏剧节，获赠“最中国”美誉。当时有段插曲，剧组在飞往法国的飞机上，负责字幕翻译的老师担忧，因《黄粱一梦》文言文和白话文交织，中间还出现了复杂的唐朝官名，法国观众会不会看不懂。首演结束后，导演问一位前来看戏的法国媒体朋友，在他看来这部戏讲了什么。法国人说，《黄粱一梦》讲的是未来。黄导懵了，想观众果然没看懂。这位法国人继续说：“我们老觉得未来是充满希望的，但我们太在乎未来了，所以会忽略当下。”原来，他不仅看懂了，还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《黄粱一梦》。
这给了黄盈以信心，通过一部从内容到形式到审美都“极其中国”的作品，可以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，在老祖宗留下的财富中，找到各自的理解，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。1300年前《枕中记》中的寥寥千字，通过十余年的走出去与回归证明了这点。
“承认艺术是具有民族性的，且同时具有世界性；没有前者便不能发出特出的艺术，没有后者，便不能得到普遍的了解与鉴赏。”这是赵太侔在1926年发表在北平《晨报》剧刊的《国剧》一文的开篇语。依据这个前提，在上世纪20年代，余上沅、梁实秋、徐志摩、熊佛西、张嘉铸、闻一多等一众当时的英美留学生，集戏剧、美术、建筑等多元领域之人才，展开了轰轰烈烈的“国剧运动”。
时间过去了近一个世纪，这样的美学认识在当下依然具有现实意义。回顾《黄粱一梦》创作之初，作为一部首演在法国的作品，主创团队没有讨好观众，没有为方便理解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“改编”，而是着力于从传统艺术中寻找中国式的表达，真正实践了将其与现代演剧结合，以称“新国剧”。在黄盈看来，历史和传统给了他无限的创作灵感。“统”代表着历久弥坚的不变因素，“传”意味着随时代更新演变。如果简单地照搬照抄中国古典的艺术样式，那就缺失了我们立足于当下生活对传统艺术的创新与思考。历史和传统给出了无限可供的创作的可能性。
作为“新国剧”探索的第一部作品，《黄粱一梦》证明了话剧这样一种舶来的文艺样式，在当下可以以纯粹的中国故事、中国式的表现手段和审美，走出一条属于中国的舞台表达新路。在那之后，黄盈的“新国剧”继续走在这条路上，并以《西游记》将此探索向前推进了一步。当然，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，一番启示了。
